七乐彩开奖结果118:當前中國的內外部風險

鄭永年 原創 | 2019-07-26 19:21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風險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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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外客觀環境的變化和應對策略的錯誤。總體看來,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內外部風險,仍然是圍繞著十八大前后討論多年的“兩個陷阱”而展開的,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這兩個“陷阱”的風險有兩方面,一是諸多客觀環境有可能促成國家掉入這兩個“陷阱”,另一是主觀層面沒有能夠拿得出有效的政策去避免這兩個陷阱,這后一方面的決策錯誤也就是前些年一直在討論的“顛覆性錯誤”。本文先討論“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另文討論。

  在十八大前后,人們對“中等收入陷阱”爭論多年,現在不再爭論,不爭論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這些年一些人過于樂觀,認為中國已經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已經位于發達經濟體的低端國家。既然已經逃避,那么就無需討論了。第二,不能爭論。中國并不缺乏悲觀的人,但悲觀論很容易被視為政治上不正確。不過,今天隨著內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人們開始感覺到國家無論是離“中等收入陷阱”還是離“修昔底德陷阱”都不遠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就會難以避免陷入。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暮誦腦諛睦???;從瀉芏?,但主要體現為不發展的?;?。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是硬道理”一直是重要決策的首要考量。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社會面臨無窮的問題。這并沒有什么好驚訝的,任何社會都是如此。但中國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持續的發展。所有問題都是在發展過程中得到解決的。但一旦發展本身出現問題,造成不發展的局面,那么所有其他問題都會浮現出來,不僅得不到解決,甚至會惡化而最終演變成?;?。

  如同其他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也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十八大之后,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即從以往的兩位數高增長下降到7%以下,即中速增長。這個轉型不可避免,因為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維持永久的高增長,無論是環境、能源還是人力資源,都很難承受如此持續的高增長。更為重要的,在高增長階段,人們對一個重要問題關注不夠,即需要什么樣的高增長?如果高增長導致社會的高度分化、環境的惡化、資源的衰竭,那么高增長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是“壞”的高增長。因此,十七大提出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的問題,國家政策的重心開始轉向社會分配。近年來,國家更提出了從數量經濟到質量經濟轉型的政策目標。

  但即使是中速增長,如果能夠在今后10年至15年維持6%到7%的增長,那么中國仍然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經濟體。十九大規劃了從2017年到2050年的國家發展遠景,即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可以預期,到2035年中國大陸會提升為發達經濟體,至少是今天“四小龍”經濟體(即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的最后一位(臺灣)的水平,即人均國民所得2萬5千美元左右。中國大陸今天人均國民所得是9000多美元,盡管要達到臺灣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如果能夠把自十八大以來的“一攬子”經濟發展政策有效地執行下去,這個目標并不難實現。

  擔心“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那么,為什么現在人們擔心“中等收入陷阱”的來臨呢?這里既有內部官僚機構不作為的因素,也有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因素。

  官僚機構是政策執行者。為什么不作為?這里既有決策的原因也有執行的原因。就決策來說,這些年強調政策頂層設計非常重要,因為改革到了這個階段,即“全面深化”階段,部門和地方主導的零星改革難以為繼。但是決策的“頂層性”往往導致一些政策缺少科學性和可執行性。例如自由貿易區的政策涉及面過廣,沒有充分考量到試錯成本,導致很多權力沒有能夠充分下放下去。原因很簡單,如果這些權力都下放了,整個國民經濟就會受到影響。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自由貿易區一定能夠成功,一些部門不敢下放權力,并非毫無道理。

  又如精準扶貧極其重要,因為這關乎社會公平和穩定。不過,很多地方的政策設計又過于理想,近于“烏托邦”,把精準扶貧理解成為徹底消滅貧困。但事實是,即使是最富有的社會也仍然會有相當一部分窮人的存在,世界上找不到一個沒有窮人的社會。為了實現一個沒有窮人的社會,很多地方動員了最大的力量進行扶貧。但動員式扶貧很快就造成了扶貧人員的“疲乏”,在執行過程中演變成形式主義的扶貧。現在一些地方開始擔憂,一旦政府停止“輸血”,那么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返貧”。

  再者,在決策方面,在一些政府層面,這些年也表現出追求政策數量,而忽視政策質量的趨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一些人從數量上來理解“全面深化改革”,追求決策的數量,以為政策數量越多,改革就越全面。實際上,“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著所有這些所界定的改革領域,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政策必須講究“突破口”,就是從前所說的“綱舉目張”。沒有人可以不問輕重緩急而全面推進改革。

  此外,政策的質量往往并不取決于政策的理論邏輯,而更多的是取決于實踐邏輯,一個政策有很強的理論邏輯,并不見得具有實踐邏輯。一個不符合實踐邏輯的政策往往是不可執行的。政策過多、政策沒有執行下去,這些就導致了政策信譽度的下降,出現了人們所說的“塔西佗陷阱”,即人們不相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了。

  就政策執行難來說,原因也很多,但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科學的權力監督機制還沒有到位。無論是反腐敗還是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造成的阻力,都要求權力監督機制的高度集中。為此,十九大在此前的地方實踐基礎上,設立了監察權,表明內部三權體制的到位,即決策、執行和監察。這個體制對中國的長久治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不過,三權之間的邊界、內部運作機制、三權之間的關系,這些都需要很長時間的探索。就目前來說,一旦監察權過度,或者說什么都可以監察,那么執行權就會被“閑置”。

  在實踐上,如果要改革或者執行政策,那么必然有犯錯誤的風險;一旦犯錯誤,那么就要被監察。在很大程度上說,如果監察機構的唯一責任就是尋找政策執行者的“錯誤”,那么一定能夠找到“錯誤”的,就像在“互相否決”的多黨制下,反對黨一定能夠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反對執政黨。目前的中國,在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告狀的人多于干活的人,并且告狀是零成本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官僚理性地選擇不作為。盡管“不作為”也會有風險,但較之“犯錯誤”而帶來的風險,“不作為”的風險仍然是低的。盡管中央也就此出臺了文件,容許改革中的“試錯”,但這些文件都不具有法律意義,很難改變執行者的實際行為。

  此外,“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因為國際環境和地緣政治,尤其是最近中美貿易戰等因素而在大大提高(外部因素如何影響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另文論述)。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就內部來說,在目前的情況如何通過政策的變化,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顛覆性錯誤”呢?至少如下幾個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要正確理解“頂層設計”。不能把“頂層設計”簡單地理解成為“上級設計”,更不是少數人關起門來設計。有效的政策必須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結合;同時,沒有大量的調查研究,很難有科學的頂層設計。

  第二,決策需要從數量轉向質量。盡管改革需要克服零散進行,需要全面推進,但必須在眾多的政策中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有突破口和沒有突破口的全面推進,效果是不一樣的。

  第三,中央政府要抓大方向,而執行部門要抓細節。現在很多政策過于宏觀,過于理論化,甚至過于意識形態化,而缺少可執行的細節。沒有細節的政策不僅很難執行,而且在執行過程中會走樣。而政策的細節需要專業人才的參與。就中央地方關系來說,很多政策更需要地方的參與。

  第四,在很多領域,國家需要地方性政策。中國的國家規模就決定了地方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如果沒有地方的積極能動性,很難理解中國社會經濟方面的巨大變遷。盡管在一些領域例如金融、法治等,中央政府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也就是說集權有需要,但很多政策領域仍然要求地方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地方經濟和社會服務等。這些領域,地方是主體,而中央是監管者。

  第五,需要做政策檢討和評估。這些年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努力不少,但效果不那么理想。例如大家都意識到重點要放在發展實體經濟上,而要遏制過度的金融和互聯網經濟等,但這么多年下來并沒有改變重金融和互聯網而輕實體經濟的局面,最多的金融力量也流不到實體經濟上去。這是為什么呢?

  第六,政策執行需要讓各個行動主體行動起來。這就需要有選擇性集權和有選擇性分權,該集中的就集中起來,該下放的就放下去。十八大三中全會所規定的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需要轉化成為實際可操作的政策。就行動體來說,這些年的局面是中央在動,但地方、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企都很難動,甚至沒有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這些才是政策執行的主體。如果這些行動體不能動起來,那么政策仍然會停留在紙面上。

  第七,重中之重就是建立十八大四中全會所設定的“法治政府”。無論是政府的合法性還是效率都取決于法治政府。就經濟來說,法治政府就是規制政府,政府不僅要規制企業行為,也要規制自身的行為。盡管建設規制型政府早已經成為改革的目標,但迄今為止政府仍然是控制型政府。這也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來盡管政府本身提倡“審批權下放”但仍然難以下放的主要原因。在規制型政府下,企業的運行原則應當是“自由進入、市場先行、政府退后、有效監管”;但在控制型政府下,政府仍然站在門口,不讓企業進入。社會方面也如此。如果政府不給社會發展的空間,社會永遠不會成長起來。

  簡單地說,政府是一個(法治)構架,而不應當管那么多細節。細節屬于市場和社會,沒有市場和社會,就不會有任何可持續的發展動力機制。

  中國新時期的外部風險指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間的沖突乃至戰爭。簡單地說,“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關系,無論是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還是守成大國恐懼新興大國,最終都有可能導向兩者之間的沖突和戰爭。

  根據哈佛大學一個研究團隊的統計,自1500年以來,全球已經歷了16次權力在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轉移,結果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四次可以說是和平的轉移。中美兩國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些年來成為中美乃至世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也多次公開表示中國要避免這個陷阱。

  如何避免大國之間的沖突和戰爭,是開放以來中國領導層最為關切的問題。改革開放如何成為可能?最重要的外部條件就是國際和平。和平的國際環境為中國的內部改革開放提供了條件,中國本身也要為國際和平作出貢獻。這幾乎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和外在世界互動的最高原則。從鄧小平到今天,中國對外政策的原則表面上有變化,但實質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鄧小平時代提“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提“和平崛起”,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新型大國關系”,這些政策目標的實質就是要處理好外部關系,尤其是大國關系。

  但是,隨著近來中美兩大經濟體貿易戰的開始,人們突然感覺到“修昔底德陷阱”的來臨。實際上,西方已經有人認為,中美兩國已經至少在經濟上陷入了這個陷阱。問題在于,為什么中國在這方面作了那么多的努力,但“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會出現呢?很多人把原因指向中國,認為是中國改變了往日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的緣故。或許主觀層面的政策是一個原因,但主要因素還是客觀要素的變化。這可從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演變來理解。

  簡單地說,中國和美國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關系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因為資本短缺,中國實行“請進來”政策,把自己的國門打開,歡迎外國資本到中國。在90年代,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實行“接軌”政策。“接軌”就是改變中國自身的制度體系來符合國際規則。

  不難理解,在這兩個階段,中國客觀上不會和外在世界發生嚴重沖突;不僅如此,無論是“開放”還是“接軌”,中國都得到外在世界的歡迎。但現在到了第三階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本世紀初已經開始,但早期規模很小,很難對外在世界產生實質性影響。十八大以后,中國開始比較系統地“走出去”,并且成為國家政策,尤其表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銀行等方面。過剩的資本、多余的產能和成熟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等要素組合在一起,構成了巨大的“走出去”動力。

  在這個過程中,在西方看來,中國對外在世界的態度發生了巨變。西方認為,中國和世界體系的關系已經從從前的“學習”“接軌”“維持”轉向了“修正主義”;在內部,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中國的外交話語也越來越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中國開始要充當西方的“老師”,教訓西方并且開始輸出自己的“模式”了,無論是經濟發展模式還是政治制度模式。

  對西方來說,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08年,西方發生大規模的金融?;?,之后大部分西方經濟體一蹶不振,處于長期的結構調整困難。而“互相否決”的政黨制度,也使得西方國家很難有有效的國家政策,來促成經濟走出?;?。

  貿易戰的表現形式

  很顯然,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這種反差既有主觀的認知成分,更有客觀環境的變化所致。從這個角度來說,貿易戰并不難理解。人們甚至可以說,貿易戰只是中美關系到了這個階段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不是貿易戰,也會通過其他形式表現出來。

  中美兩國關系的本質通過貿易戰表現出來,這表明貿易戰的本質并不僅僅是經濟,而是兩國的總體關系。兩國的總體關系是什么?簡單地說,美國作為世界霸權,其目的還是要維持世界霸權的位置;要維持其霸權的位置,就要阻止中國對其所構成的挑戰,無論是事實上的還是想象中的。

  這里需要一個判斷,中美之間會不會發生軍事沖突甚至戰爭?因為中美都是核大國,熱戰的可能性極小。局部的沖突有可能,例如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但兩國間的全面戰爭很難想象。并且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從軍事上“征服”中國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但兩國之間從局部沖突發展到軍事政治冷戰是有可能的,也是美國強硬冷戰派的期望。冷戰派希望無論是通過貿易戰還是其他方面的局部沖突,把中美關系引向軍事冷戰;一旦發生軍事冷戰,美國就會像往日對付蘇聯那樣對付中國了。

  貿易戰是否會演變成為軍事冷戰?這取決于中美兩國下一階段的互動。就中國來說,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在和美國進行貿易戰的時候,努力避免貿易戰演變成為軍事冷戰。要達到這一目標,就要認真考慮特朗普為什么要發動貿易戰這一問題。

  對中國,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對特朗普來說,中國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漸成長的“消費社會”。中國成為“消費社會”對美國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中國擁有“大市場”,也就是經濟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國改變整個世界格局的是其龐大的“消費市場”,而非其他因素。這些年來,中國開始加速成為區域乃至可以和美國競爭的世界經濟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消費水平。

  因此,不難理解,這次貿易戰的核心就是“技術冷戰”,就是針對“中國制造2025”的。說到底,通過這場“技術冷戰”,美國不希望中國在技術層面往上爬,至少要拖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可以說,促成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國回到“貧窮社會主義”階段是美國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停留在“內部貧窮”狀態,中國就不會有外在的影響力。從美國的角度來說,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顯然,如果中國以美國期待的方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小化。中國該如何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呢?一句話,還是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來化解中美之間的矛盾,同時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應清楚本身的技術發展水平

  中國首先需要摸清楚自己的家底。比如說,現在的技術發展到哪一步了?如果把工業1.0版定義為機械化,2.0版為自動化,3.0版為信息化,4.0版為智能化,中國究竟處于哪個位置?與國際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

  現實地看,中國大部分的企業處于機械化和自動化之間。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在發展,但在這兩個層面究竟有多少是屬于中國自己的原創?有多少是對外國技術的應用?哪些核心技術中國高度依賴甚至受制于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如果萬一與美國的技術脫鉤,這些核心技術的缺失,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等帶來怎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中國是否能在短時間內有辦法應對?

  這一系列問題對于如何處理中美貿易戰非常重要。盡管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技術層面,基本上還是對西方技術的應用,現在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制造”。二戰以后,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經濟起飛,的確是建立在“德國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國不是,中國只是“中國加工”和“中國組裝”。在弄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之后,才能理性評估中國與美國的關系。

  如何應對貿易戰?

  在一定程度上,貿易戰不可避免,但必須是非常有限的貿易戰。中國可以在農產品或者汽車等一些可以找到替代進口的領域打貿易戰,在很多技術領域則沒辦法打,因為中國本身就沒什么技術。農業產品的替代進口比較容易找。汽車方面,日本和德國等擁有技術,中國可以轉而向這些國家進口。

  美國頁巖油技術的飛速發展,意味著美國能源出口能力的增強。中國可以加大對美國能源的采購與投資,因為在美國不愿意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而其他商品不足以平衡中美兩國的貿易赤字的情況下,目前看只有大宗能源交易能平衡赤字。而貿易赤字恰恰正是特朗普在中美關系中最看重的東西。

  在貿易戰中必須注意發揮多邊主義的作用。這次美國正式啟動貿易戰后,中國第一時間把美國告到世界貿易組織(WTO),起訴美國的征稅措施,這個方向是有建設意義的。習近平最近也多次強調多邊主義,中國會變得更加開放。中國接下來會加快汽車、金融方面的開放。此外,中國可能需要考慮互聯網行業的對外開放,讓更多的技術和資本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互聯網僅僅是美國技術的應用,沒有太多原創性的技術。中國加快開放互聯網市場,哪怕在最初階段,西方在國內互聯網市場占領多一點,但至少中國自己還會有份額,并且通過真正的競爭來發展自己的原創性技術。如果繼續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互聯網市場原創性技術都會掌握在美國手里,五年或十年以后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就更加困難了。對互聯網?;ち四敲炊嗄?,并沒有導致原創性技術的出現。其實,汽車業的發展也說明了這一點。起初時期需要?;?,但成長一段時間以后需要開放和競爭,否則就不會有進步。

  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設中國國內的開放平臺,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貿區”都應該是重點建設對象。在這些內部平臺上一定要有有力度、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來統籌。和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需要時間,并且不在中國的掌控之下,但這些內部自由貿易平臺完全在中國自己的掌控之下。一定要使得這幾個內部開放平臺對國際優質資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內部改革也要加快,尤其在知識產權方面。知識產權的?;げ喚黿鍪俏擻Χ暈鞣降難沽?,更是要為中國企業本身提供技術創新的有效機制。沒有知識產權的?;?,企業就不會有創新的動力。同時,既然中國從國際市場獲得技術,就要教育企業接受國際規則。中興事件的經驗教訓要認真總結。

  總體上說,雖然中國市場對于美國非常重要,但一旦冷戰開始,對安全的考量就會占據美國對華關系的主導地位,美國會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棄中國市場。美國可以去開發其他市場,但如果中國被排擠出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之外,或者中美之間經貿脫鉤,就會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開端。

個人簡介
浙江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季刊主編,1997年到2006年擔任過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2004年開始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1985年和1988,分別從北京大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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